“是。”我回答。

“好，那我章太炎资助你了。”他说到。

我有些震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还不谢谢章老。”辜鸿铭到。

“谢谢章先生。”我深鞠一躬到。

“要我说女娃娃你要是信我老头子，就往后坐坐，万一一会儿打起来，小心误伤。”章太炎笑到。

我一听急忙往后坐，而章太炎先生缓步落座在我旁边。

没过多久胡适先生来到了教室，讲台上，他说到“吾以为今日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是真正的国语。白话的白，是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装饰的话。文言文的文学作品以艰深晦涩的学究气和贵族气使得所表现的作品在历史上大部分没有生命力，而通俗明白、晓畅的白话作品却大都能历经数代而经久不衰，深受百姓的喜爱。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没有一种是不带有白话性质的，当然白话作品未必都是好作品。但文言文是死文字，而死文字是不能产生活文学的，自然也不能产生活哲学、活史学、活的社会学。”

“没错,白话文确实比高雅的文言文更普及些,就如同那种通俗的英文要比莎士比亚的典雅英文流行更广些一样。在世界各地,面包和果酱的消费远比烤火鸡要大得多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烤火鸡不如面包和果酱味道鲜美并富于营养,而都应该只去吃面包和果酱。胡适之先生这位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连用词作文都不通。又在讲些个什么新文化什么国语？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字典里也只有“从良”这个字词，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没有说“改良”的。“改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改良为娼吗？2000年前的孔子何罪于今人哪？孔子教人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三三得九，今日仍是，不会三三得八。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这也叫新文化运动，瞎扯！”辜鸿铭到。

“辜鸿铭先生您明明也是喝过洋墨水，自发剪过辫子的人，这会却反倒留起了辫子。”胡适之先生调侃到。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的辫子的无形的！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辜鸿铭回应到。

大家各抒己见，相互驳斥场面甚为激烈。言至激动处果然有学生大幅度挥手，我庆幸于坐到了后面的位置。

“我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于北洋。但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辜鸿铭先生刚说一句我便接到。

“你怎么知道汤生要说什么？”章先生问到。

“哈哈，以前有听过。”我糊弄到。

“女娃娃，你要走了？”章太炎问到。

“是，今日还有法语课和女工课，要早些回去了。”我答到。

“对了，章先生，我姓黎名时柒，大家都叫我十七，您也可以叫我十七。 ”

“那小十七，再会。”章先生朝我和蔼一笑到。

“再会。”我挥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