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赛当天，会场座无虚席。与前两轮不同，决赛不仅吸引了校内师生，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观众——企业家、政策研究者、媒体记者，甚至几位国际学者也专程前来观摩这场思想盛宴。

主席台上，九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评委庄重就座。除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专家，还增加了一位伦理学家、一位神经科学家和一位人工智能研究者，以确保评判的多维度和全面性。

黄胖胖站在等候区，呼吸平稳而深长。过去两天的辩论既是挑战，也是成长。每一轮质疑和应对都让他们的理论框架更加完善，论证更加严密。今天的决赛对手——京华哲学院——以其深厚的哲学传统和锋利的思辨能力而闻名学界。这将是一场真正的思想盛宴。

主持人宣布决赛正式开始，介绍了本轮辩题的核心方向："自利与他利动态平衡的哲学基础——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如何为自利与他利的平衡寻找终极依据？是本体论的存在结构、认识论的理性计算、伦理学的道德直觉，还是现象学的生活体验？"

这个辩题明显比前两轮更加哲学化，触及了价值判断的终极根基问题。林书转向团队，低声提醒："预料之中，他们想把讨论拉到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领域。"

京华哲学院的阵容令人印象深刻。队长周天明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博士，师从欧洲知名学者；其他三位成员分别专攻现象学、伦理学和批判理论，都有扎实的哲学训练和敏锐的思辨能力。

周天明首先发言，声音冷静而富有穿透力：

"尊敬的评委，各位对手，在进入具体讨论前，我想质疑一个基本前提：省城大学团队将自利与他利视为一个概率分配问题，这种框架本身是否已经预设了一种功利计算的思维模式？这种预设是否已经忽视了自利与他利抉择中的存在维度——即它不仅关乎结果，更关乎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如何理解自身存在的意义？"

他进一步阐释："从存在主义视角看，我们对自利与他利的选择不仅是概率分配的策略问题，更是存在方式的选择。当一个人在危难时刻选择救助陌生人，这不仅是一个他利概率提升的决策，更是对'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存在问题的回答。这种选择的意义无法简化为概率计算，因为它关乎存在本身的真实性。"

这是一个直指理论核心的哲学挑战。黄胖胖和队友们对视一眼，都意识到需要从更深层次回应这个问题。

林书首先回应："感谢周天明同学提出的深刻问题。你的质疑触及了价值选择的存在维度，这确实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重要方面。"

她承认存在维度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我们的概率分配模型并非简单的功利计算，而是一个包含多重维度的综合框架。事实上，'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存在问题，恰恰可以通过自利与他利的概率分布模式来表达。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概率分配模式，正构成了其存在特质的一部分。"

黄胖胖接过话题，将讨论引向更深的哲学层次：

"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视角看，人的存在是'在世存在'(Dasein)，本质上是与世界和他者的关系网络中的存在。自利与他利的平衡正是这种关系性存在的体现。而我们的概率分配模型，恰恰是试图捕捉这种关系性存在的动态特性。"

他进一步解释："当我们说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有70%的概率选择他利行为，这不仅是一种策略计算，更是对其存在方式的描述——这种存在方式既关心自身，也关心他者，既有个体性，也有关系性，且这种平衡会随着情境和关系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京华哲学院的现象学专家刘雨提出了新的质疑："但我们的道德选择不是抽象的概率分配，而是具体的生活体验。在实际的伦理抉择中，人们很少思考'我应该多大程度上自利或他利'，而是基于当下的具体情境、情感反应和价值认同做出选择。这种选择的现象学基础，似乎无法简化为概率计算。"

苏雨优雅地接过这个挑战：

"你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选择的现象学基础。确实，在日常生活中，道德选择往往是基于直接体验而非抽象计算。但这并不意味着概率分配模型与现象学体验相互排斥。"

她引入了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大脑的决策系统既包含快速、自动的情感反应系统，也包含缓慢、深思熟虑的理性系统。我们的概率分配可以被理解为这两个系统长期互动的结果——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共同塑造了我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倾向。"

苏雨巧妙地将现象学体验与概率分配模型连接起来："当一个人面临道德选择时，他可能不会明确思考概率，但他的决策仍体现了某种内在模式——这种模式既受其直接体验的影响，也受其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的塑造。概率分配模型正是试图捕捉这种隐含模式。"

辩论逐渐深入哲学本体论层面。京华哲学院的伦理学专家王哲提出了关于价值基础的问题：

"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自利与他利平衡的最终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普遍共识的价值基础，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最优'的平衡？这似乎会导致一种道德相对主义。"

赵天成以经济学视角回应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触及了规范性判断的基础。从演化和功能角度看，'最优'平衡可以基于其对个体生存和社会繁荣的贡献来评价。不同社会发展出不同的平衡模式，但它们都需要在个体适应性和集体稳定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

但他也承认这种功能主义视角的局限："然而，功能适应并不等同于道德正当性。正如罗尔斯指出的，我们还需要一种'反思平衡'——在具体道德直觉、社会规范和哲学原则之间寻找和谐点。"

黄胖胖此时提出了一个创新性观点，将讨论引向新的高度：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对话伦理学'找到一条整合路径。自利与他利的平衡不应由任何先验原则独断决定，而应来自不同立场之间的真诚对话和沟通理解。在多元社会中，不同文化和价值传统可以通过对话，寻找'重叠共识'——即在保留差异的同时，找到共同接受的基本原则。"

他引用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理想的沟通情境要求参与者超越纯粹自利的策略性行动，进入指向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自利与他利的特殊平衡——既尊重自己的立场，也开放地理解他人观点。"

这个回应赢得了评委的点头赞许。京华哲学院的周天明也承认这是一个有力的整合视角，但他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存在主义挑战：

"对话伦理学提供了程序性解决方案，但仍未触及最根本的问题：面对虚无和荒谬，人为何要关心自利与他利的平衡？在一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里，这种平衡的追求本身又有何意义？"

会场陷入短暂的沉默。这是一个触及存在主义核心的终极提问，挑战了任何价值选择的基础。

黄胖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

"这个问题触及了价值追求的终极依据。从存在主义角度看，在一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里，意义正是通过我们的选择和创造而来。正如萨特所言，'存在先于本质'——我们通过选择定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创造自己的本质。"

他继续深入阐述："自利与他利的平衡追求，可以被理解为我们创造意义的一种方式。当我们选择某种自利与他利的平衡模式时，我们不仅在适应环境，也在定义自己的存在方式，表达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价值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