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晓枫,饶晓枫,你醒醒。”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老师和同学们焦急的呼喊声。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团沉重的雾气包裹着,整个人难受极了,头仿佛被人用重锤敲打般晕眩,身上的疼痛像是无数根细密的针在肌肉和骨头间穿梭,可我却形容不出到底是肌肉疼还是骨头疼。
我费力地抬起头,喉咙里只能发出哼哼的声音,嗓子像是被砂纸摩擦过一样疼痛。
“饶晓枫,跟你妈妈打电话了,她一会来接你。”
老师轻声说道。见我没有回应,老师继续说道:“你从午休时间一直睡到现在,都快放学了,好像是在发烧呢。”
说着,老师缓缓伸出手背,轻轻贴在我的额头上试温度。那一瞬间,我只觉得他的手好冰,凉意从额头传遍全身,让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依旧趴在课桌上,心里渴望着能有一张柔软的床,我可以躺在上面,拉过温暖的被子把自己紧紧裹住,然后沉沉睡去。
“晓枫,晓枫。”妈妈的声音传来,她试图叫醒我,可我实在睁不开眼睛,只能模糊地感受到她的手在轻轻抚摸我的额头,接着她似乎想要把我抱起来。
“我去叫个男老师来,把她抱下去,叫个出租车送你们去医院吧。”老师说道。
“谢谢老师!”妈妈感激地回答。
我被人抱起,下楼,等车,塞进出租车,“麻烦去曼林医院。”
“周院长,我是孙文静。晓枫在发烧,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在出租车上面,马上到医院。她……,喊不醒……”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那声音在我耳中像是从空旷的山谷传来,遥远而又无助。
从出租车下来,我就被抬上了担架。再之后的事情,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病房里了。
病房白晃晃的灯光刺得我眼睛生疼,我努力想睁开眼睛却有些困难,喉咙干痒得厉害。
我侧头看到周洋哥在床边打盹,他的头微微低垂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看起来很疲惫。我想叫他,便轻轻喊了一声:“周洋哥……”
可发出的声音却奇怪极了。即便如此,这细微的动静还是让周洋哥惊醒过来,他的眼神中带着慌乱,急切地看向我,“你醒了。我叫医生。”说完,他迅速按响了床头的呼叫铃。
护士站那头挂了呼叫,可是却没有人来。
周洋哥开始变得有些着急,眉头紧紧皱在一起,眼神中满是担忧,他站起身来说:“我去叫医生。”
不一会儿,医生和护士就和他一起进了病房。
医生快步走到病床前,眼睛紧紧盯着心电监护仪器,仔细查看上面的数据,表情严肃而专注。随后,他又扭头嘱咐护士给我量体温、抽血。
周洋哥走到我床边,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眼神里满是心疼,“还在发烧呢,哪里不舒服?”
“渴。”我艰难地吐出这个字,自己都听不出说的是什么。
我用没有打针的左手,缓缓做了一个喝水的动作。
周洋哥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转身拿起放在桌上的保温杯,动作迅速却又小心翼翼地倒了一杯温水,插上吸管,轻轻放在床头柜上。
然后,他慢慢坐到病床上,伸出双手,一只手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垫在我的脑后,缓缓用力将我的头和肩膀抬起一点。
他一边做着这些动作,一边小声呢喃:“来,喝点水。”
他拿起水杯,把吸管轻轻送到我嘴边,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嘴唇。
我微微点头,轻轻含住吸管,缓缓地吸着水。水流顺着吸管流入我的口中,滋润着我干涩的喉咙。
他专注地看着我,还时不时调整一下水杯的角度,确保水流顺畅。
在我喝水的间隙,周洋哥腾出一只手,手指轻轻穿过我的头发,轻柔舒缓地抚摸着,仿佛在他的抚摸下,我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
喝完水,我感觉好了一些,重新躺回到床上。这时,我才感觉到身上到处都疼,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我的身体。每动一下,疼痛就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周勇叔叔和医生一起走进了病房,“晓枫,感觉怎么样?”周勇叔叔轻声问道。
“疼……”喝过水后,我说话稍微清晰了一点。
周勇叔叔关切地追问:“哪里疼?”
“都疼。”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周洋哥急切地喊了一声:“叔叔。”
周勇叔叔转过头,对着周洋说:“她还在发烧,39.2度,白细胞和血小板还在下降……”
医生接着说:“血液检查有些结果还没有出来,暂时只能这样。”
周勇叔叔看向周洋,问道:“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下?”
“不用。”周洋哥的语气里明显带着不耐烦。
下午,妈妈也来了。医生把她叫到病房外面去交待病情。
我看着妈妈出去的背影,心里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
等她进来的时候,她看起来很平静。她走到我床边,轻轻摸摸我的额头,温柔地说:“晓枫,想不想吃点什么?”
我艰难地摇摇头,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关节生锈的机器人,每动一下都无比困难。
“待会周洋哥回去休息,今晚妈妈陪你,好不好?”妈妈轻声询问。
我再次摇摇头,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们都不用陪我,“都回家,有医生。”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给我擦洗身体,帮我换衣服。换好衣服后,她仔细地掖好被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周勇叔叔走进病房,“你们都回去吧,这里有医生。”
我也累了,没有听到他们的回话。只感觉到病房的灯被关了,门也被关上了,黑暗瞬间笼罩了整个房间。
我感觉自己像是走在一条好长好长的上坡路上,背着好重好重的包袱,肩膀被压得生疼,腿也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
我在疼痛和疲惫中哭着醒过来,病房里黑漆漆的,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我心想: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突然,一双手摸到了我的手,紧接着病房的灯被打开了。
我看到是周洋哥,便虚弱地喊了一声:“周洋哥。”
“怎么了?”他焦急地问道。
“好疼。”我哭着说,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别怕,我去叫医生。”周洋哥说完,就转身快步向门口走去,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