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本火车站。

看见那个穿着灰色旅行长外衣的修长身影，玛丽丝的心都飞了起来。她步履轻盈地走上前去，一只手紧紧搭在她那条薰衣草色雪纺绸裙的一侧。

“福尔摩斯先生。”

“啊，王小姐，好久不见。我还以为像我这样的职业是不会有回头客的呢；不会有人想经常见到一个咨询侦探的。”福尔摩斯温和地笑了笑。玛丽丝感到呼吸突然一滞。她很惊讶世界居然还在正常运转:身边的人群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没有人把注意力在他们身上多停留两秒。但是她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他的存在为万物赋予了新的意义，似乎这温暖的阳光正是因为他才如此明丽，而他就是阳光本身。她想在这样充满希望的夏日里沿着苏赛克斯的海滩奔跑，大声地将感情诉诸于言。但每一次去靠近去追随他的尝试，都让她觉得自己像是找寻自由的伊卡洛斯，由于过分靠近太阳的光芒而融化了蜡制的羽翼。她害怕感情也会从高处坠落，于是她望而却步，退回阴影里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很高兴能见到你，先生。谢谢你每次都能在我们需要帮助时的时候出现。”

“我的工作而已，”福尔摩斯摆了摆手，“我记得东迪恩村离这里差不多是三英里？”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你想乘马车过去吗？”

“不必麻烦了。我更乐意呼吸一下这里的新鲜空气。”

玛丽丝和福尔摩斯并排走在路上，她发现虽然福尔摩斯个子比她高很多，却会刻意放慢脚步等她跟上去。可能是长期和华生一起走的原因吧。她把他这个小习惯默默地记在心里。

“王小姐，昨天你在信里引用了报纸上对案件的描述，但内容并不明确，你能和我仔细讲讲具体的情况吗？”

“当然，”玛丽丝目视前方整理了一下思路，“凯特·哈利迪小姐和她的叔父约翰·哈利迪先生相依为命，家里除了秘书和一位女仆就没有其他人了。据哈利迪小姐所说，她和老哈利迪先生都深居简出，不爱社交。

“前天夜里十一点半老哈利迪先生在自己的卧室里被杀害，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一击毙命。哈利迪小姐和女仆被枪声惊醒，赶紧上楼查看，但老先生已经没了呼吸。”

“打断一下，哈利迪先生是住在楼上的？”

“是的，老先生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很高，一个人住在楼上的房间，哈利迪小姐和女仆都睡在楼下。秘书常年不和他们住在一起。

“被逮捕的年轻人叫亚伦·爱德华兹，和哈利迪小姐两情相悦。哈利迪小姐本人对他的品行十分信赖，但现在所有不利的证据都把矛头指向他，这就是我们要洗清他嫌疑的困难所在。

“首先，虽然爱德华兹先生为人正直，在村里名声很好，但大家都知道他和老哈利迪先生关系糟糕。老先生有势利的缺点，不希望自己的侄女和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的年轻人交往。几个邻居说有好几次老先生在路上碰到爱德华兹先生，不仅视若无睹还破口大骂起来。年轻人心高气傲，自然也不会喜欢老先生。所以老先生一被害爱德华兹先生就立刻被列入嫌疑人清单里。

“老哈利迪先生在楼上被害，哈利迪小姐和女仆又没有看见谁从大门离开，警方便认定凶手是从窗外射击的。卧室的窗子正下方是哈利迪家的小花园，在泥土地上发现了梯子的痕迹，和爱德华兹先生的梯子一比对正好吻合。此外，爱德华兹先生的梯子上还粘着一些泥土，正和哈利迪家花园里的泥土相像。东迪恩村里一般只用短梯或绳梯，爱德华兹先生的轻质梯子是村里唯一一把。

“最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搜查，在爱德华兹先生屋子的抽屉里找到一把左轮手枪，上面有他的姓名首字母A.A.。弹膛里少了一发子弹，和杀害老哈利迪先生的子弹相配。

“目前为止我就只知道这些了。”玛丽丝总结道。

“你讲的条理很清楚，王小姐。如果不能尽快为这个年轻人洗清嫌疑，我担心他难以逃脱绞刑架的命运。有什么其他可以为亚伦·爱德华兹开脱的证据吗？”

玛丽丝被问住了:“我想没有，只是哈利迪小姐坚信他的清白。而且从爱德华兹先生的好人缘也可以看出他不像是会害人的人。”

“仅凭感觉和主观臆断对破案并没有什么作用，”福尔摩斯这句话说的轻飘飘，却立刻让玛丽丝窘迫得脸上升起红晕。福尔摩斯看了她一眼，语气缓和下来，“不过现在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亚伦·爱德华兹本人有没有为自己辩护呢？”

“今天的早报上会有爱德华兹先生在法庭的证词，到了东迪恩村我们应该就能读到了。”

“嗯，在没有亲自侦查前我们不能妄下定论。这个案子看上去情节简单，很像是一个年轻人一时冲动失手杀了人。但不能排除有人在背后布置了一场阴谋。”

“‘案情越平淡无奇，就越是难破。’福尔摩斯先生，我记得你前几个月才说过这样的话。”

“的确，我也想到了博斯科姆比溪谷的案子。都是看似证据确凿的谋杀……”福尔摩斯没有再说下去。

一只小雀扑棱着翅膀和他们擦肩而过，近到可以听得见羽毛窸窸窣窣摩擦发出的轻微声响。玛丽丝拨了拨被海风吹乱的头发，把注意力集中在睫毛上细小的尘埃上。阳光下这些尘埃居然折射出花花绿绿的色彩，让眼前的草木都显得有些迷蒙。

她以为他们一定会沉默地走完剩下的路程，没想到福尔摩斯很快又开了口。

“王小姐，我很好奇你的项链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我记得那上面有一条挺别致的水线。”

玛丽丝下意识低下头摸了摸，果然平安扣的绳子就在轻纱领口上。她没想到福尔摩斯在康普顿街观察得这么仔细，还记了这么久。

“我……这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父母，只当他们已经去世很久了。”

除了和摩斯坦，她没和任何人提前过邹夫人，被问起自己的身世时也只会简单地回答自己是孤儿。这么多年的孤独让她习惯于逃避，似乎只要用袖子遮住伤疤就不存在了。但面对福尔摩斯，她不由自主地卸下防备，任凭情绪如洪水决堤般涌出。她讲起有一位夫人是怎么像母亲一样照料她，让她度过二十年无忧无虑的时光。她说她不奢望那位夫人会回到英国，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长命百岁。她在这一刻找到了自己经历的倾听者。如果他也像其他人那样大惊小怪地安慰她，她会后悔没有敷衍过去。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安静地听着。

最后福尔摩斯静静地问道:“你很想去一次中国吧？”

她并没有说自己是中国人，也没提到邹夫人的名字。许多事情是福尔摩斯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的，而她很感激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