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这句可怕的陈述，福尔摩斯的眼中也闪现出惊讶的光芒，但脸上并没有特别的表现。他坐到雷斯垂德对面，沉着地问道:“她是在哪里被害的？”

“离教堂半英里远的巴克路上。”

“我们现在能去停尸房吗？”

“恐怕不行，明天早上路易斯·卢埃林医生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现在尸体已经从白教堂济贫院停尸房挪走了，”雷斯垂德垂头丧气地放下酒杯，“你们是没有看到那副可怕的样子，她的整个脑袋都差点被割断，内脏全被搅烂，肠子也漏出来了。我刚刚离开的时候已经有一大堆报社的人挤在现场，他们肯定在构思耸人听闻的报道，指责我们苏格兰场的人没有能力抓到白教堂的连环杀人犯了。”

“我前几天就告诉过你杀死玛莎·塔布连的凶手不会再作案了，雷斯垂德。”

“这正是我想问你的呀，福尔摩斯先生！你模模糊糊地告诉我一些信息，却不说凶手到底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让我怎么解决案子呢？”

“我向你道歉，雷斯垂德，不过这绝对不是我那喜爱戏剧性的性格在作祟；有关玛莎·塔布连的事情实在是太敏感了，以至于我暂时不能告诉你甚至是华生全部的细节。”

雷斯垂德无措地看看我，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嘟哝道:“那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先不要担心，和我讲讲玛丽·安·尼克尔斯的遭遇吧。”

“她是昨天凌晨被害的，两点半的时候她的朋友奈莉·霍兰在奥斯本街和白教堂路的拐角处看到她醉醺醺地倚在墙上休息，她们交谈了几句，玛丽·安就向白教堂路里面走了。”

福尔摩斯身体微微向前倾，手肘支在膝盖上，十指相抵靠在面前，神情专注地听着警官的介绍。听到这里他打个暂停的手势，转向我说道:“华生，劳驾你把那边书架上的剪切簿拿过来，我在里面夹了一张伦敦东区的地图。”

雷斯垂德凑过来，指指地图上的一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在教区教堂对面。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也就是凌晨四点不到，有个叫查尔斯·克罗斯的车夫沿着巴克路在干活。喏，这儿，这是犹太人墓地，里面这个是巴克路。他和另一个车夫罗伯特·保罗发现了躺着地上的女人，以为她只是喝醉了，就叫来了H分局编号55的米泽警官。附近的其他警察也被通报了，他们找到住在附近的卢埃林医生来验尸，医生说她当时死了还不到半个小时，就是这么回事。”

“现在巴克路的现场怎么样了？”

“很不幸，我赶到的时候那里已经被清洗干净了。有一位警官告诉我他注意到尸体旁边有大块凝固的血迹，但卢埃林医生没有把尸体翻过来检查，他的说法是地面上几乎没有血。”

“在当时那种黑暗的情况下没有注意到血迹是可以理解的，雷斯垂德，你更认同那位警官的看法？”

“没错，尸体遭到了这么严重的破坏，没有血迹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正是如此，”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问题就在于如何找到有动机杀害玛丽·安的人。”

“在我看来这还算明显，玛莎·塔布连和玛丽·安都在四十岁左右，有酗酒的坏习惯。这个凶手似乎对酗酒的妓女有格外的憎恨。”

“雷斯垂德，我已经强调过杀害她们的凶手不是同一个人了。她们有这么多共同点是因为我们的模仿犯想误导你们，让你们认为凶手另有目的。”

“或许吧，但我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某些地下帮派的手笔。我还没有放弃对波丽·博尔所说的士兵的调查，我十分怀疑他隶属于驻扎在白金汉宫附近威灵顿军营的冷溪警卫队，有好几个士兵符合她的描述。”

“不要白费力气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一旦我找到了和玛丽·安有关的线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大概还没有把玛丽·安的死亡看做是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威胁。我记得九月初福尔摩斯还解决了一两个不足挂齿的小案子，对于玛丽·安·尼克尔斯的案件也不算太上心。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住在白教堂多赛特街的安妮·查普曼之死便彻底点燃了公众的恐惧情绪。尽管三位受害者都是伦敦东区最底层的女性，警方和报纸还是建议所有女性出门时都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些模糊的报道和提示害的许多尊贵的夫人小姐都心惊胆颤，足不出户。而悲剧之中自然会有人找到投机的地方:9月8日，就在安妮·查普曼被害的汉伯里街29号的封闭庭院里，爱管闲事的人蜂拥而至，想看一看犯罪现场是什么样的，而房子的住户以此为契机收取门票，着实赚了几个面包钱。相比之下苏格兰场的压力显然与日俱增，女王陛下甚至不惜将作风独裁的查尔斯·沃伦爵士从非洲远召回伦敦。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并没有对破案起到多少作用——正如大家所知，他不久后就宣布放弃白教堂的案子，辞去了伦敦警察厅厅长的职务。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往常多了三倍的警察数量便包围了整个白教堂区，不分白天黑夜地巡逻监视。雷斯垂德告诉我他们找来了许多警犬，但很可惜，那些可怜的生物被那里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给绕晕了，报纸上动不动就会出现警察厅发布的新的寻狗启示。面对接二连三的报道和雷斯垂德每次带来的坏消息——他们找到的目击者的证词又对不上啦，有关哪个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又弄混啦这之类的东西，福尔摩斯反而显得很冷静。他几乎很少再装成流浪汉，大多数时间都是去警察局或是大英图书馆查资料。我曾经不解地问他难道在资料里就能找到和凶手有关的内容吗，他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就算在已知的资料里面找不到蛛丝马迹，他很快就会亲自告诉我们的。”相当戏剧性的是，9月27日的时候我们便收到了那个自称是“开膛手杰克”的寄出的第一封信件。

“这上面的日期写的是9月25日，你们确定是今天才收到的？”

“对，中央通讯社一收到这封信就转交给我们了。”

“这简直就是对所有人的侮辱！”我读完了那封用红墨水写成的信，忍不住忿忿不平。写信人的字迹粗犷，歪歪扭扭，语法也混乱不堪。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嘲讽的语气，无疑是在笑话我们两个月来都毫无进展。

“起码我们可以从信里知道一点，”福尔摩斯冷冷地说道，“那个外号为皮裙的犹太人是无辜的。”

雷斯垂德涨红了脸:“我们前两天就把他放走了。”

“你们这个月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我清了清喉咙:“这个开膛手杰克的意思是他还不打算收手。”

雷斯垂德点点头:“我只希望我们能阻止他。”

“我会阻止这个恶魔的，就算那要让我身败名裂，我也要阻止他。”

我看见福尔摩斯那双平静的灰眼睛里燃烧起激动的火焰，那是让全伦敦所有罪犯胆战心惊的正义的火焰。我坚信不管这个叫开膛手杰克的人在捣什么鬼，总有一天福尔摩斯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就没有再见过福尔摩斯。9月30日我在俱乐部打发了一整天的时光，将近傍晚的时候回到贝克街的寓所，正好看见哈德森太太在厨房里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