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是华生医生从1888年到1889年的手稿摘录。

在二十世纪伊始，那个战争还没有席卷欧洲的土地、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英格兰也不曾失去往日荣光的时代，我的密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早已退出了伦敦大众的视野，在苏赛克斯一个不被人打扰的小地方过着隐居的生活。去年他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他对蜜蜂这种小生物突然有了浓厚的兴趣——我本以为蜜蜂只是他用来指代层出不穷罪犯的另一个文字游戏，没想到这两天他真的寄了几罐蜂蜜过来。“为什么不把有关开膛手杰克的案子重新整理出来呢？”他在附件上这样写道，“我听说你在撰写《最后致意》。”

鉴于福尔摩斯很少对我的作品发表意见，这听起来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不过很不幸的是我已经把《最后致意》的几篇初稿全部交给了出版社，而如果把1888年秋天发生的惨剧硬塞到我手头的《新探案》（我在里面足足放了一打的案件记录）里面的话，恐怕那会让我这个鲍斯威尔的传记失去原本平衡的美感。所以我找到了折衷的办法:我翻出了两捆写满字的羊皮纸，把其中杂乱无章的报纸剪切按照时间顺序叠好，包好了寄给同样住在苏赛克斯的玛丽丝·王。我们这位忠诚的朋友是如此细致，我完全可以把我这些年的手稿放心地交给她处理，而不用再担心世人会指责我闭口不谈开膛手杰克和福尔摩斯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了。对于那些心怀好奇的读者，我们不妨引用一下那句老生常谈的古话:“天理昭彰，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

8月7日的上午，我和妻子刚刚吃完早饭，一则电报就送到了我的手上。上面没有署名，只有几个单词:“雷斯垂德求助，有空速来贝克街。”

“看上去福尔摩斯先生碰到了很着急的情况，”我的妻子越过桌子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亲爱的，你要不要赶紧出发？”

“你确定不需要我的照顾吗？”换作平时，我肯定二话不说就会去当福尔摩斯的得力助手，但眼下我更关心的是梅的身体。

“没问题的，我今天要出去寄封信到坎伯韦尔，问问弗雷斯特夫人的健康状况。”

“如果你能去拜访她们就好了，”我答道，“最近你的心情总是有点低落，换一个环境和朋友们放松放松对你会有好处的。”

“别担心，”梅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会帮你料理好诊所的事情的，路上小心。”

等我匆匆赶到贝克街时，福尔摩斯已经叫好了马车，在门前的台阶上焦急地踱来踱去。

“老伙计！要是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要抛下你独自行动了。”

他一把把我拉上马车，用手杖敲了敲马车顶，报出了我们的目的地白教堂。我在位子上坐定，对我们为什么要去伦敦东区那个贫困肮脏的地方一点头绪都没有。

“从你右手虎口看来早上你已经抽过雪茄了，亲爱的华生，那么你读过今天的报纸了？”

“是的，但我只看来板球和金融版面。”

“啊，看来你错过了《星报》上的新闻，那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值得尊敬的朋友雷斯垂德这么早就邀请我去白教堂给予他较为专业的帮助。”

“白教堂出事了？”

“有位身份不明的女士被残忍地刺死了，报纸上说尸体上有二十处刀伤。”

我倒吸一口气:“这是相当恐怖的暴行了。”

“没错，但我仍然怀疑报纸上对于细节的准确性；要知道媒体往往会为了销量夸大其词地描述事实。在白教堂那种地方，暴Ⅰ力行为并不少见。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伦敦各地区的大小犯罪案件，就会知道为什么就连最机灵的警官也会对那里的治安束手无策了。举个例子，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也是在东区，有个叫艾玛·史密斯的可怜女人被三个歹徒捅了一刀，她身上的财物被抢光，回到住所第二天就咽气了。这种缺乏谋划的犯罪远比其他类型的案件更难侦破，也就是那三位凶手至今还逍遥法外的原因。这样类似的事情一只手都数不过来，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地保护那些无辜的人。雷斯垂德给我的地址应该就是这附近，我们下去吧。”

事实证明，玛莎·塔布连的悲惨遭遇只是那一系列噩梦的开端。或许白教堂永远不会开口诉说她所知道的血腥真相，开膛手杰克这个称呼也会在家长们恐吓顽皮孩子的故事里成为不愉快的传说。但对我们这些曾经深陷其中的参与者而言，那是一段无法忘记的经历，无罪的死者依旧会以某些方式影响和触动我们，让我们对现在安宁的生活心怀感激。

福尔摩斯领着我走过弯弯绕绕的小巷，在几座连排的破烂房屋前停了下来。他用手杖柄敲敲门，我很快就看见雷斯垂德那张熟悉的略带土色的面孔出现在门口。这个小个子警官什么都没说，只是打开门让我们走进房间。因为缺少光照，房间里阴暗潮湿，混合了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零星几个陈旧的设施过于简陋，甚至无法充当一个功能齐全的停尸房。正中央由木板搭成的桌子上放的应该就是受害者的尸体，被我们面前的陌生人挡住了。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验尸的医生蒂莫西·吉利恩先生。”

“你好，吉利恩医生，这是我的好友兼同事约翰·华生医生。”

吉利恩医生是一个神色疲惫的中年人，在和我们握手时，他淡金色的胡须微微颤动着，脸上的皱纹看起来更明显了。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对这具无名尸体的分析已经足够了，华生医生，你可以过来再检查检查，确保我没有什么遗漏。”

“我们已经确认了她的身份，”雷斯垂德说，“她叫玛莎·塔布连。”

福尔摩斯或许还问了雷斯垂德几个问题，但那些声音从我耳边略过，没有留下什么实质性的印象。只要是身心健康的人类，我想，在面对同类的如此惨状时是不会无动于衷的。我自认为阿富汗的战场培养了我坚毅的性格，而和福尔摩斯出生入死的这些年里我所见过惨不忍睹的景象也不少；可面前这具体无完肤的尸体还是深深触动了我，让我一时间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虽然尸体已经被简单地清洗过，上面数不清的伤口还是和被血浸透的衣服碎片纠缠在一起，向外翻出的脂肪和肌肉组织看上去比暴露在外面的碎骨头还要可怕。没有留下什么伤痕的脸庞由于浮肿而变形，苍白的肤色上小片的尸斑显得格外突出。

“这上面绝对有不止二十处刀伤。”我终于结束了检查，把头扭过去。福尔摩斯和我对视了，他的眼里也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一共是三十九处，”吉利恩医生说道，“我认为凶手有两把武器，这些密布的小伤口很显然是袖珍折刀造成的。”

“那么这个贯穿胸骨的伤口就来自更为锋利的武器。很可能是一把带韧长刀。”我接口道。

福尔摩斯却打断了我们:“这一点还有待考证。只要着力得当，用普通的餐刀都可以轻松切开骨头。凶手不太可能两只手都用来持刀而保证不伤到自己，除非这两把武器分别属于两个凶手。”